哦，他死了

水下荷官

（无任何种族歧视、性别歧视或年龄歧视意图）

十二年前的一个下午，我曾经接诊过一个老头。我清楚地记得那是个下午，因为当天上午还有一位工程事故患者入院，一根钢筋刺穿了他的小腿。纵使在医学院读到过类似的案例，但那天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这样严重的工伤。科室主任带我完成了取出钢筋的手术。我刚刚回到诊室，要开始撰写手术病例，那老头便走了进来，坐在我面前。

我对他的样貌没什么印象了，只记得初诊那天不只是他一个人来看病，而是拖家带口。他七十多岁，个子不高，微胖，肤色黝黑，看名字是个彝族人。我问他：“你咋个了？”儿媳抢答说：“发烧，全身疼，已经好几天了。”我用听诊器给他做了基本检查，又开了血常规化验，结果白细胞偏低，其他全部正常。我给他开了点退烧药和消炎药，就把他们打发走了。

我不喜欢和彝族人打交道。小的时候，父亲带我坐过几次成渝铁路。经过一些小站时，总有讲着“奇怪语言”的人，拿着长棍从绿皮火车窗外“挑出”窗内的物品。许多人的行李因此不翼而飞。父亲叫我离那些“黑鬼”远点。今天，语言不通已经是过去式了，基础教育的普及让所有人都会说普通话。但“低俗”民族的刻板印象仍然在我脑中挥之不去。我不喜欢和彝族人有太多接触。

所以，起初我对那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和八个随行家属并没有太多印象，只记得他们走的时候有说有笑，光是走出我的诊室就花了一分多钟。然而，三个月后他们又回来了，这次好像不安的情绪多了些。他们说老爷子三个月内低烧不断，吃消炎药也没有太好的效果，浑身疲乏无力。我只好安排老头住了院，做更集中和深入的检查。他的床位离我的诊室很近，我每天都能看到他，哦不，他们。

我们医院条件有限，但保洁人员很敬业，几乎很少能看到脏乱的地方。彝族人是最难伺候的。他们有庞大的宗族关系，一个人看病，恨不得二十个家属跟着。他们喜欢带牛、羊、鸡，这些牲畜来医院里宰了，然后祭祀。按他们的说法，这是“图个吉利”；但对我们来说，这是灾难。老头这家也毫不例外。入院的第一天，儿媳就带了几只家养牲畜来医院。他前脚伺候老头，后脚就宰鸡宰羊，骚味和血气混在一起，刺鼻的味道令人无法忍受。

说来有趣，这家好像特意给老头安排了“工作排班表”。八个人轮流上班，毫不冲突；有人早上来，有人下午来，有人值夜班。上早班的一般是老头的儿媳、表妹和姑爷；下午是女儿、妹妹和堂弟；晚上是儿子和小侄子，轮流值班。我常在他们的病房里看到烟头，老头的儿子最喜欢抽“荷花”牌香烟，他靠尼古丁守夜。有时全家人会同时到场，一同照顾老头，从不手忙脚乱。有人负责屎尿，有人负责取药，有人负责在老头跟前说话。隔几天还有小孩来看老人，应该是家里的晚辈。这时年轻的男女就会夸小孩懂事，我倒不这么觉得，伴随着小孩离去的，还有屠宰的刺鼻骚味。我受不了这种味道。

三周过去了，老头每天输液，我给他开了强效消炎药，他却不见好转。我请教了主任。第二天早上，主任和我一起查房。他摸了摸老头的脑门和四肢，又看到繁多亲戚和地上的祭祀血迹。他把我拉到一旁说：“带这位患者去做艾滋病检查。”

我没多想，倒是后知后觉了。我带他去了化验科，老头本人很平静，但那八位亲戚却像是忧心忡忡。他们不知道老头到底得了什么病。艾滋病的检查要三天才出结果，恰巧我是那天的值班医生。晚上，老头的五位家属轮流来诊室找我。

第一个来找我的是儿子，他问我，老头到底有没有事，会不会有危险？我让他别着急。

第二个来找我的是姑爷，他想知道后续治疗的大概费用。他说，现在手里有点吃紧了。

第三个是表妹，他说从小老哥就很照顾他，不想他身体出什么状况。

第四个是女儿。他管我借体温计。

第五个是晚上来看老头的孩子。他想吃糖。

三天之后，化验结果证明老头是艾滋病阳性，而且已经晚期了。作为主治医生，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的家属，并让他们料理后事，妥善照顾老人。

我话讲完，八位家属开始开会。十分钟后，他的儿媳一个人走进我的诊室，关上门，凑近了跟我说：

“能不能给我也化验一下？我之前一直伺候他屎尿屁。我怕我也有什么事。”

后来，我们给八个家属都做了免费化验，都是阴性。我们劝他们再留院保守治疗一段时间，可他们一身轻松，办了出院手续，个个穿着防护服，戴着口罩、护目镜和手套，抬着老头回家了。甚至连我开的药，都是走后发现忘拿，才回来取的。他们挥挥手，不带走一片云彩，只留下病房地面上的血迹。

一个月后，我照例做回访跟踪，给家属打电话。接电话的是个女人声音。我表明来意，还没等我开口问，她便讲：

“哦，他死了。”

电话挂断。

从那之后，我再也没和患者家属直截了当讲过病情实况，都是委婉再斟酌。到头来，我还是想让那老头多活一段时间。

想起这个故事，是因为我的爷爷现在病危，卧床不起。前两天他像是回光返照，突然给我和父亲讲起家族史：

“咱们家姓李，是因为我抗战的时候连长姓李。他给了我个汉名，后来咱家就都是‘汉人’了。原本咱们家也是彝族血统，我是个彝族人，你们都是。”